从《聊斋》复仇小说与《哈姆雷特》的复仇模式
——看中西复仇文学之人文精神差异
谭雯穗
培根说，复仇是一种野生的裁判。然而作为正义和平等的另类象征，复仇主题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总是不停上演，甚至融入了各族文学创作中，充当社会及人类反思过程里的一面明镜，极具时代特征。
在中国，复仇文学从上古神话如《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的复仇大业到文言小说《聊斋志异》里向杲化虎复仇的神奇事迹，借着活人、鬼灵或幻化的使者之手伸冤报仇。相对的西方作家从神话传说到古希腊罗马悲剧时代便开始了对复仇主题的演绎，尽管此主题不为基督教所宣扬，但它还是在16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以戏剧的创作类型流行了起来。17世纪《哈姆雷特》的出现，终于把西方复仇主题文学推上了高峰
[1]。
虽然各别复仇故事里的复仇模式都有所不同，可是中西两方的复仇模式毕竟各有特色，不难把两者区分开来。本文将把《聊斋志异》的复仇小说与《哈姆雷特》各别复仇模式按故事发展的前因后果纵切三分，比较中西复仇模式的特点，并分析两者背后的人文精神差异。
仇恨的萌芽
我们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就像哈姆雷特口中“时代的缩影和简史
[2]”。《聊斋》和《哈姆雷特》都成书于17世纪，分别是明末清初朝代交替之际和文艺复兴后期资本主义抬头的动乱时期。
先看《聊斋》，腐朽的官府政治、横行的豪绅恶霸、八股取仕的科举制度和门第观念为主导的婚姻制度，为百姓与上层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理由。张力的破裂，无疑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也促使了仇恨的萌芽。我们尝试从以下几篇复仇故事中看出蒲松龄对冲突建立描写过程的一致性。
首先，我们根据受害者身份的不同，把复仇故事归纳为三类：为亲人复仇、为“义”复仇及为自身复仇，其中第一类的复仇行动最常见。顶着“孝悌”精神为父兄伸冤的就有《席方平》、《商山官》、《侠女》和《向杲》等，《庚娘》则例外，她主要是为丈夫一家人复仇。第二类复仇小说包括及《田七郎》和《张氏妇》等，最后一类则以《窦氏》和《三生》为代表作。以上各篇（《三生》除外），题目都直接取自复仇主体的名字。
这里举几个冲突建立的过程：席方平的父亲和羊某有怨仇，以至死后其鬼魂还不忘贿赂阴间差役到人间将席父拷打至死。田七郎的恩人武承修看见仆人林儿欺负家中媳妇，但这林儿却受到御史包庇而逍遥法外，并一再诋毁武的名声。可怜楚楚的窦氏被出身官僚家庭的南三复玩弄，他甚至不理会她和自己的骨肉，让母女俩冻僵在南家门口......基于以上种种不同的社会因素，主人公为了替受害者讨回公道，引发了复仇的动机。
《聊斋》复仇小说开头一般开门见山（《侠女》除外），以实际个案交待官府社会的腐朽如何埋伏复仇的种子，同时让“正义及邪恶”互相对立的两派人物粉末登场。必须注意的是，复仇思想的萌发，就像反射动作一样，都是自发的，受害者在复仇模式中除了带出冲突外，几乎不具其他意义，就连《窦氏》里的窦氏及其鬼魂也是区分开来的，肉身的窦氏在死后只用作复仇的工具而已，真正在策划复仇行动的是鬼魂。
我们也发现，第一类复仇小说都讲究对等的复仇性质，即“同态复仇”。古犹太人法律就有“以命抵命，以眼抵眼”的说法
[3]，这里复仇者所要求的也不过要仇人获得如受害者同样的下场。然而像田七郎及窦氏这类为大众及自身复仇者，从结仇的开始便孕育了加倍索报的心理：前者性侠仗义，希望能杀一儆百，即使该恶人生前并未杀过任何人；后者则因为亲身遇害怨恨深重，非使对方的处境比自己更难堪不可。如《三生》里的县令和兴于唐，两人因亲身遇害而结了三世不解的冤仇，后两世的互相残杀几乎是冲着前世的仇恨而来的。
17世纪的欧洲同中国一样，到处都是专制、压迫和欺诈。不同的是，早期文艺复兴带给人们的希望如今幻灭，造就了许多像哈姆雷特那样忧郁的人文之士。《哈姆雷特》一剧里穿插着3个复仇者：哈姆雷特、挪威王子福丁勃拉斯和莱阿替斯（御前大使波乐纽斯之子）。其中哈姆雷特的复仇任务似乎是必然的，因为作者在开场就交待了鬼魂的出场，可惜他并不说话，显然是等待着哈姆雷特来听他的冤情并为他复仇。到了第一幕五场，老王的鬼魂才向儿子倾诉冤情：他的弟弟为了篡位和占有王后而亲手将他毒死，还毫不羞愧享受着他的帝王生活。但是鬼魂只要求儿子替他复仇，不许伤害他的母亲，并没指示他必须杀了叔父，“整顿时代”，这套复仇计划是之后哈姆雷特自己说出口的，无可否认他这番话让原本单纯的为父报仇变成了拯救国土的伟大事业了
[4]。
剧中另两个同样进行复仇计划的人物是王子-小福丁布拉斯，他的复仇目的简单而直接：收复失地，而且他也是3支复仇路线中唯一具有喜剧性结局的一支。莱阿替斯的仇恨根源其实倒可以避免的。但是作者为了突显主角的悲剧性，让莱阿替斯先后丧失父亲和妹妹，其中他的父亲是哈姆雷特意外、却直接刺杀身亡的，妹妹则因无法相信杀父者是自己的情人，而发疯死去。于是，莱阿替斯的复仇目的也非常直接：不管什么途径，杀掉哈姆雷特，为父亲妹妹取回公道！
受害者—也就是老王的鬼魂，在剧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的出现，伴随着众人的感叹和愤怒，尤其他叙述悲惨的遇害经过时，更令人垂心顿足。作者通过鬼魂之口描绘整个遇害过程，可见他有意突出冤情，以博得大家的同情。这和《聊斋》里受害者的处境显然不同。此外，哈姆雷特的复仇性质也属同态，最后国灭家亡的一幕，显然不是他的本意，是命运和人物性格互相纠缠的体现。
向复仇之路挺进
一、《聊斋》复仇小说：突出复仇的迫切感及快感
几乎每一篇《聊斋》复仇小说的复仇模式都有个必经步骤—那就是复仇者到官府报案，却因官吏贪污成性没有受理，促使复仇者寻求更偏激的复仇手段。在蒲松龄笔下，复仇手段层出不穷，有的单凭人的意志力便能完成、有的融进了民间信仰的元素、有的幻化成异类，也有的借助侠士。可是，不论作者采用什么手段，其带给读者的震撼力都是极大的。我们将看看作者如何同通过以下4种不同的复仇手段，塑造复仇人物的正义性，最后突出复仇行动的迫切感和快感。
其一，意志力取胜。《席方平》开篇说席父“性憨拙”，似乎有意暗示读者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推论在故事发展中得到了证实。席方平看见父亲惨死，“惨怛不食”，毅然到冥界告状。他从城隍告到郡司、阎王都败诉，可他实在“憨拙”得可爱，官员们以为给他利处，甚至施以笞责、火烤、锯解等酷刑，会使他放弃，可是他还是坚持自己必须复仇的立场。即使被二鬼推回人间成为婴儿，他还是对复仇念念不忘，绝食死亡，终于成功在二郎神那里，将地府的贪官们告倒，雪了仇。
席方平并没有刻意使出任何复仇手段，只凭着“憨”和“拙”，和坚强的复仇意志战胜了假、恶和丑。这样执著的复仇心态，在庚娘、商三官和侠女身上也可见，显示了作者对人类意志的高度赞赏。席方平永不言败的复仇精神，就是作者突出其复仇迫切性的特点。恶势力层层递进，命运却一直在眷顾着他，让他在生命最垂危之时（被锯成两半后），得到鬼役送上神奇丝带，让他好起来。二郎神的审判带来了故事的高潮，判书上每一句话都让紧绷的心舒缓下来，这是胜利的快感。
其二、幻化手段。向杲自哥哥惨死后，也因为败诉，曾伏在路边等着刺杀弑兄仇人庄公子，无奈庄公子请来了保镖使他无法下手。一天他到山神庙避雨，获道士借一件布袍。穿上后，他顿时变作了一只老虎，成功把庄公子的头给咬下来。最后，保镖射死了老虎，向杲亦恢复了肉身，而官府则因为向杲化虎的事过于荒诞而拒绝给庄公子审案。
民间传说，吕洞宾有仙术，能点石成金—蒲松龄便是这位神手，他把六朝“张逢化虎”的复仇故事加工雕琢，多加了两个特别能突出复仇的迫切感及复仇之快感的描写。其一，向杲变虎不如张逢般偶然
[5]，张逢碰巧经过一片草地而得以变虎，他却是由道士赠布袍而得以变虎的，这个道士仿佛为了向杲的复仇而出现，他的协助，彰显了向杲复仇的正义性。其二，向杲最后一句“虎即我也”，真实但缺乏说服力，仇人又奈他如何？这样的结局安排简直大快人心，充分地让读者感染那份复仇的快感。
其三、侠士复仇。举田七郎为例，他对真心结交他为友的武承修一片忠心耿耿，知道武氏曾救他一命后，七郎的母亲更一改之前不友善的态度，让儿子以死报恩。作者有意突出七郎的侠义气概，在冲突萌芽前便已成功塑造他贫而守志、朴而重义、嫉恶如仇等特点，让读者稍后更能认同他复仇的正义性。由于林儿攀附贵人，逍遥法外，并一再伤害武氏，令武氏懊恼不已，因此七郎毫不犹疑地把林儿给零割，抛尸荒野。然而问题并未解决，县令畏惧御史，不分是非要判武氏叔侄俩杀人，给他们用刑。不久后失踪多天的七郎突然出现，砍下县令弟弟的脑袋，并趁县令查验尸体的时候，把他的头也一并砍下。
这里的复仇其实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报恩，一方面替众人惩恶，为民除害。七郎在神秘复仇后消失一段时间，等待着第二次的复仇机会，并在完成任务后自刎而死，这些都是武侠典型的举止。其实，我们也可从张氏妇身上找到类似七郎的影子。例如，这个女侠不畏时代对她的不利，公然色诱邪恶的兵士，让他们跌入圈套，再一把火把他们烧死。兵士的确与她无怨无仇，但她为着广大的受害妇女复仇，虽然杀不尽天下所有奸兵，但也总算替她们出了一口气。所谓诛杀仇敌要趁早，因此七郎不等林儿再装模作怪，提前将他解体，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复仇的迫切感和快感再次通过七郎果敢的复仇作风得以显明。
其四、鬼魂亲自复仇。《窦氏》和《三生》中均有此种复仇手段，鬼魂力量无法无边，加上他们含冤极深，因此复仇周期长，有的甚至把怨恨带至三世以后。举窦氏为例，她虽然已死，但两次以女尸陈于仇人南三复家，尽管窦父上诉了两次，却因为他使出一贯的贿赂手段而败诉。最后一次，窦女冒充曹进士女入南家，却以姚举人女儿的身份赤裸陈尸南三复的床上，结果遭姚家告到官府去。这一次，由于富贵碰上同样地位显赫的举人，便轻易败下阵来了，南三复被判挖坟盗尸罪，处以死刑，窦女总算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6]。
生前的窦女是个悲剧人物，她天真地相信恶霸地主的甜言蜜语而遭玩弄和遗弃，结果以死来表达一个软弱女子对社会恶霸的控诉。可是死后的窦女却变成了一个操纵南三复命运的厉鬼，对他“定不他娶”的誓言耿耿于怀，并迫使他兑现这个誓言。于是，在南三复娶大财主之女前便开始着手进行复仇计划：首先警告财主不要把女儿嫁过去，可是他不听，于是窦女让新娘上吊死了。的确，窦女害死了无辜的大家女，但是作者完全不提她这宗杀人罪，而立刻进入第二次的复仇行动的描写，丝毫没有怠慢，由此可见复仇的迫切性。我们不要忘记，南三复以挖坟盗尸的罪名被处死，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干过这回事，是窦氏强把罪名加在他身上，然而对于南三复这样的恶霸，他死得越冤枉，越叫人开心，这便是复仇后的快感。窦氏女复仇手段在作者笔下是绝对正义的，因为作者的动机在于揭示南三复的坏，因此任何用来对付恶人的手段，都能够被读者接受。
总结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聊斋》里典型的复仇模式：若是父母兄弟等大仇，简直不容片刻踌躇，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无奈阶级之别导致复仇主体无法在遇仇时当即出手，而必须预先策划整个复仇行动。至于代友雪仇，也要尽早，以免仇人作进一步的伤害
[7]。然而，女性复仇的延宕确是被允许的。这可能因为她们没有足够能力而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又或许因为身怀六甲等理由，但这并不代表她们惧怕仇敌而放弃复仇大业，她们不比男性复仇者懦弱。
举个例子，商三官见哥哥上诉失败，毅然不理在身的婚约，神秘失踪。当然悬念到最后被解开，原来半年来她女扮男装，跟着孙淳学唱戏，以便在富豪诞辰上假扮伶优讨他欢喜，再引他入陷阱，杀了他。这便是由于女性能力不足而导致复仇行动延宕的理由。《侠女》里的复仇者则因为要照顾老母亲为由，无法马上报仇，后来又因为有孕在身，以至把复仇大计延迟了。
那么小说里的复仇者，又有着哪些共同点呢？ 他们每人虽然个性有异，如席方平憨拙执着、田七郎深沉果敢、商三官聪明勇敢，可是基本上蒲松龄笔下的他们还是存在着一样的局限。一、他们皆出自草根阶级，且对官府的贪官污吏痛恨到极点，却又无力抵抗恶势力的狂澜。二、论复仇的力量，男女平等，都有能力与仇人抗衡，即便是社会地位很高的恶霸，复仇者最后也能把他们制伏—作者从中表扬了小人物的伟大。三、鬼魂、幻化物等超自然复仇替身对复仇行动显得非常主动积极，且可穿越时空，有能力操纵仇人的命运。鬼在复仇小说里不随便与人为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鬼魂是善、美的。
二、《哈姆雷特》：突出复仇者与命运抗争的悲壮感
未与父亲鬼魂对话以前，哈姆雷特已经陷入忧伤、悲观中，因为他失去了那个受人民爱戴、重感情的父王，母亲又在父亲死后不到一个月内改嫁“癞蛤蟆”克劳迪斯（老王的弟弟），使得那曾经存在于他的幻想中的理想家园变得“荒芜不治”。他厌世绝望，成天穿着黑色孝服出现在众人面前。然而自从接到复仇任务后，为父复仇，甚至整顿时代的伟大念头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他。于是，他决定装疯避免让国王起疑心，在他决定这么做的时候，他同时也放弃了他和莪菲利雅的爱情。失去了爱情，回过来又加重了哈姆雷特的心理压力，使他变得更深沉忧郁。后来，他决定通过伶人们在国王面前重演他的犯罪过程，以证实鬼魂的话是正确的。然而证实后，哈姆雷特并没有立即举剑复仇，杀死奸王，而且他是有机会这么做的。哈姆雷特一再犹豫，面对正在祷告忏悔的克劳狄斯，哈姆雷特认为如果此时结果他的性命，“这简直是以怨报德”，因而放弃这抽剑一击的极好机会
[8]。
对于复仇者的复仇心态，作者给予充分的刻画。哈姆雷特与《聊斋》里复仇者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一方面把复仇放在一切之上，甚至“只让你的训令单独留在我头脑的书卷当中
[9]”，时时刻刻责备自己的延宕；一方面又没有任何积极的复仇活动策划，因而显示不出他要复仇的迫切感。然而，莎士比亚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复仇者：一个内心自我矛盾、把复仇活动扩大到整顿社会的人文主义者—他意识到使命的艰巨复杂，所以他踱步徘徊。另外，他一再夸大他渴望杀人流血的复仇计划，可是迟迟不动手，从中流露出他内心对杀人的抵触。虽然他接受人文主义，但还是有着浓厚的宗教意识，像杀人这样残暴的行为，是与基督“爱人如己”的宽容精神背道而驰的，况且他不愿向但丁那样，因为犯了罪孽而死后在神秘的王国里受煎熬
[10]。可见，血腥复仇对他而言根本无甚快感。
后期的哈姆雷特变了。他对复仇的的信念是：“随时准备就是了
[11]”。于是，在一个十分被动的状态中，哈姆雷特在比武时遭莱阿替斯的毒剑刺中，临死前终于来得及刺了仇人一剑，并让他把毒药喝下，身亡。尽管哈姆雷特成功替鬼魂洗了冤，他并不是整个复仇行动的策划者和驱动者，他只是在新的阴谋败露时，顺应各种偶然因素造就的必然之势，复了仇。
因此总的来说，《哈姆雷特》的复仇模式有两个极端：以哈姆雷特为主的复仇路线本不应拖延，却因为主人公本身面对思路上的阻扰而一拖再拖，以至延伸出更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使故事在混乱中结尾。反之，另两条复仇路线却与《聊斋》里的复仇模式相似，不允许怠慢。小福丁布拉斯对于报国耻，收复失地的雄心很大，经常在一旁等待时机，趁人之危。无论如何，站在一个王子的立场来看，他的举动是光荣、英明的。莱阿替斯固然复仇心切，但缺乏冷静思考，冲动行事，以至遭克劳迪斯所利用，最后与杀父仇人同归于尽。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复仇文学与中国式的复仇文学所要突出的重点的差异：前者注重复仇的事件本身，后者则着重在复仇过程中复仇者精神世界的变化，这与中西两方内在的人文精神息息相关，稍后再作分析。哈姆雷特与《聊斋》复仇故事里的主角们有着很大的差别：一、他并非平民百姓出身，乃是堂堂丹麦王子。二、以他在民众当中崇高的地位来说，借着人民的支持推翻新国王，重新夺回政权是行得通的，可是他却因着心魔作怪而没有着手于复仇行动；复仇大业，竟然连王子也无能为力，可见作者有意显示人类的渺小。三、此剧同样有鬼魂的出现，可他不但“白天忍受火焰的燃烧
[12]”，极为痛苦，他还害怕黎明的到来，是个凄惨的冤魂。他不像窦氏般能够亲自掌控仇人的命运，而必须借助活人替他复仇。他生前虽为威风的国王，死后却如此无助；而窦女生前受尽委屈，死后却能驾奴人类，可见两者命运之安排有着天渊之别。
复仇的终结
如一般中国古代悲剧一样，《聊斋》里复仇小说的结局都有着“大团圆”性质的喜剧性结局。首先，一般幻化者都能变回人形，并赐于长寿，例如向杲和席方平幻化后最后回到肉身，继续享受人世间的快乐；第二，鬼魂有的复活，有的洗冤之后便已感满足而离去。如庚娘死而复活，重遇丈夫；商三官和田七郎和窦氏虽然牺牲了自己，却为大众除害，让读者依然对人的力量充满盼望。第三，释仇的必要。中国传统复仇观念是属单维伦理性的，只传扬好人对换人的正义复仇，因此对复仇无条件支持，只不过如果宿仇难解，双方没完没了地互相报仇，似乎有点过分。因此，在有些篇章，如《三生》就出现了阎王亲自出面为两方释仇，因为两人在后两世缔结的冤仇是不合理的，失去了其正义性。这里，几乎所有复仇模式都先后经历了先悲后喜的阶段，悲是一种客观现实，喜则是一种心理希望
[13]，正是作者想要带给读者的喜悦。由于以上故事所反映的冲突，主要是人与人，社会与人之间的外部冲突，作者一直有意避谈人物的内心想法，因此这里的悲剧性最多只限于人物“肉体的痛苦或毁灭”，例如窦氏、商三官的身亡或席方平及其父亲在阴间所受的折磨。弗洛伊德说过：“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
[14]”这句话套用在《聊斋》复仇小说的“喜剧性”结局处理中，十分贴切。
无可否认，《哈姆雷特》是部悲剧。除了复仇者和仇人以死亡告终外，还牵连了“第三者”的陪葬，其中包括王后、波乐纽斯及其女儿和儿子，作者对结局的描写也十分仔细。在这里，复仇模式是先喜后悲的，喜是外部冲突的结果，悲则是主观内心冲突的结果
[15]，例如哈姆雷特在陷入内心冲突以前，也就是父亲去世以前，曾经尝试过幸福又多姿多彩的生活。在这里，悲剧人物的悲剧性不仅于肉体的毁灭，更在于精神的痛苦，例如哈姆雷特和莪菲利雅的装疯和真疯。从两类文学的结局安排，我们一再看见作者在揭露社会黑暗的同时，所要传达不同的讯息：中国的复仇要激发的是善必胜恶的快感，而西方复仇则很少牵涉伦理是非，着重带领读者拷问人类的灵魂，引人反思。
比较中西复仇文学的人文精神差异
如袁进先生所说，“人文精神是对人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生存意义、命运的关注，及痛苦和解脱的探索
[16]。”这种精神植根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上，就各有其发展传统。从以上对《聊斋》复仇小说和《哈姆雷特》复仇模式的比较，我们大可看到两个明显的中西人文精神差异：
一、 群体本位与个人本位
通过复仇模式的比较，我们已总结出中国作家特别注重复仇故事的结局安排，西方则偏重于复仇过程中人物精神上的冲突，以至于前者的人物设计多偏向极端，即绝对好人和绝对大坏蛋。反观后者的人物设计性格矛盾，如国王科克罗迪斯祈祷认罪、疼爱妻子等，并没有绝对的恶；哈姆雷特对母亲口出狂言，也不见得是个绝对的圣人。
这几点便显示了中西方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的不同评估：中国人文精神把生命的价值立足在家族、社会的群体本位上，这精神尤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极深，使得雪亲仇被看作是行孝尽伦的社会使命。就像为父复仇的举动那样，复仇行动丝毫不怠慢，且极富自觉性。
所谓“复仇”，除了狭义的指私人间互相结怨以外，还广义指对危害群体利益、贬损群体信仰的团体或个人实施惩罚的一种社会行为
[17]。在第二类别的小说里，必要的时候若舍身取义，为社会除大敌，即使不是替亲人报仇，（如田七郎为恩人惩恶和张氏妇计杀蒙古兵）都是被赞许，他们体现了一种“轻命重气
[18]”的中国武士品格，即把义气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复仇，只要是站在群体的本位出发，为着社会着想，即使用上再狠毒、再血腥的复仇手段，被赋予肯定的道德评价
[19]。
西方人文精神则不然。他们立足于个体本位，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朝向自我
[20]。人必须从自己出发，爱自己才能爱他人社会；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才能维持社会正义。因此，复仇的价值多被定位在维护个体的尊严荣耀。我们可以说哈姆雷特，他关心自己的境遇大于责任，因为他尝试认识自我，同时怀疑着世上的一切，屠格涅夫说他“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他的灵魂可以依附的东西”
[21]。于是他一面欣赏着人的伟大，一面却又看透了自己的渺小软弱而痛苦万分。这是一种人的意志和永远无法满足的人的欲望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所形成的悲剧。西方这种注重人性揭示的人文精神让哈姆雷特在“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里痛苦地打转，为悲剧性结局铺路。
二、天人合一和神人对立
中国的儒道一向承认“天”的至上、神秘性，而且与人是相通，相应的。随着佛教的传入，宿命论、因果报应等思想一并融入了中国的人文精神里。所倡导的是入世的重要性，即不必为现实的不得志而寄托彼岸或来世，因为人间的事情，天总能感应，也自有它的处理方法。
中国文化里强调“人世”重要性的例子可从向杲从虎身回到肉身、庚娘与席方平及其父亲复活等故事中看见。作者没有让这些幻化或变作鬼魂的复仇人物死去，而让他们得以恢复肉身，可见人生今世的重要性。通过这些复仇模式，我们除了看见天道，即惩恶的表现，还看见作者告诫读者不要抛弃现世，充分肯定人生价值的意图。“天人合一”加上“人本主义”，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精神内涵。
西方则长期受基督教的至上神的观念所影响，使得人与神的关系是对立的。人的生命由上帝赋予，因而人在宇宙间是渺小、有限并充满罪孽的。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们虽然也把现世生活摆在第一位，可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异化趋向严重，人生再次回到可怕中，他们对人性的认识恢复了清醒，正因为人的不完美，才突现上帝的完满，神这个超自然力量，一直主宰世界。
哈姆雷特对上帝的惧怕还是有的，尽管他是个人文主义崇尚者。他对死后的世界感到疑惑，他相信，只有纯洁无罪的信徒，死后才可以升天，因此杀人的正义性一直成为拖延他进行复仇行动的一个原因。人神对立这个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一直被运用在西方文学里，成为人物内心冲突的主导原因之一。
结论
16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维特罗有句名言，“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
[22]”。这句话用套用在《聊斋》的复仇小说上，合情合理。《聊斋》无疑是一部精湛的艺术作品，里头的复仇小说情节，有的符合现实，有的则凭作者天马行空地虚构一番。可是，这些都不会影响读者的兴致，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种希望冲突得以和解、困难得以克服的心愿，而蒲松龄慷慨地成全了读者。
于是，出现了如向杲、窦氏、田七郎、庚娘、商三官这样的烈男烈女，从道德正义的角度出发，展开轰轰烈烈的复仇行动，替天行道，树立了他们不屈不挠，勇于和恶魔对抗的人格形象。
在同样盛行复仇剧的欧洲，大师莎士比亚笔下也出了一部家喻户晓的悲剧经典《哈姆雷特》。可人们一想到这位丹麦王子，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身穿黑衣，一脸忧郁，然而内心年轻，对爱情坦率、平易近人的这么一个人。哈姆雷特这个主角的生动性，远远超越了复仇故事本身。他内心的矛盾，或许我们也曾经历过，可能我们成功突破了，也可能到今天都 还在烦恼着。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批评他，有的赞赏他，因为他的烦恼引起了读者的共鸣。
中西两派的复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环境，可是基于两者传统人文精神的不同，使得他们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小说重群体重人，选择了最原始的发泄管道，通过幻想和虚构弥补社会上的不足，一方面圆了老百姓的梦，一方面也起到教化的作用，即善恶各有报。西方复仇剧重人物内心冲突的具体刻画， 细写了个体如何在“人”和“神”两个概念之间游走，在许多对立的两个面上挣扎，产生矛盾，最后走向必然的悲剧结果。读者心情会被人物的人格毁灭所影响，但那绝对不是愉快的，而是深沉悲痛的。
因此，《聊斋》里的复仇小说和《哈姆雷特》为读者带来的心情波动，可说是极端的。这大概就是中西各异的人文精神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吧。
[1] 贝麦克金（D·Mcginn）：《莎士比亚对于他当代戏剧的影响》，1938年版。
[2] 卞之琳译《哈姆雷特》，作家出版社，1956年，页73（二幕二场）
[3] 王立、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复仇主题初探〉。《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页109
[4]卞之琳译《哈姆雷特》，作家出版社，1956年，页43（一幕五场）
[5] 马振芳等《聊斋志异评赏大成》，漓江出版社，1992，页1302-1303
[6]马振芳等《聊斋志异评赏大成》，漓江出版社，1992，页1117-1118
[7]王立、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复仇主题初探〉。《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页111
[8]卞之琳译《哈姆雷特》，作家出版社，1956年，页108（三幕四场）
[9] 同上，页38（一幕五场）
[10]石足《两部复仇剧的比较》 http://gyyjzx.lyge.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59
[11]卞之琳译《哈姆雷特》，作家出版社，1956年，页176（五幕二场）
[12] 同上，页34（一幕五场）
[13] 李俊〈可戏剧化的悲剧和不可戏剧化的悲剧-兼议中西悲剧之心理学差异〉。《中国比较文学》 1999年第2期，页39-40
[1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知识出版社，1987年1月第 1版，页32
[15] 李俊〈可戏剧化的悲剧和不可戏剧化的悲剧-兼议中西悲剧之心理学差异〉。《中国比较文学》 1999年第2期，页40，44
[16] 袁进等〈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二〉。《读书》1994年第4期
[17] 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页73-74
[18] 刘邵《赵都赋》
[19] 伍淑仪《从伍子胥与哈姆雷特的复仇之路-看中西复仇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http://202.116.65.193/jinpinkc/gudaiwenxue/sc/lunwen/98级伍淑怡.doc[20] 邓阿宁：〈中西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21] 屠格涅夫：〈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页468-469
[22] 转引自石钟扬《性格与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32
